他人的生活,却看到我流泪的双眼

1984:The Lives of Others
卓别灵

    《窃听风暴》披露了东德末期的社会实态及诸多现实问题,让德国人第一次集体面对柏林墙被推翻,两德统一前的历史。本片杰出的青年导演多纳马克,体现了新德国电影艺术家强烈的自省意识以及责任感,继承了德国戏剧结构严谨、节奏从容的传统风格;其影像叙述有着明显稳定的美学派别,较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和强烈的主题意识,将人物、情节和主题有条不紊地推进展开。他的作品有着高度的风格化,主体表现严肃而庄重,镜头语言简洁而细腻,以复杂的角色,引领观众深入到复杂的命题中;以人文主义的表现手法,在冷峻的镜语体系中,更多地关注了人性与感情,对人类的情感和生存状态,充满了理性的感怀。在感动观众的同时引发观众思考,在那一瞬的情感碰撞里,营造出了由观众主观情感创造的心理氛围,带着让人思索的自我救赎。在德国,《窃听风暴》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越了电影的范畴,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也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和评价。该片横扫当年的德国电影奖七项大奖,并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。
  
  
  这是一部令人莫名压抑的作品。上世纪8 0
年代的东德,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,国家安全局的监听特工几乎无孔不入,本片的监听特工便是这其中的一员。他极其冷静和专业,工作起来严谨冷酷,个人生活几乎空白,冷峻严肃的一张脸孔,仿佛永远是面无表情。这样一个封闭内心的人,每天生活在寂寞和别人的生活之中,从来没有自我,也没有什么需要他动用感情。但他在窃听作家夫妇的过程里,渐渐地起了变化。当闻讯被压制的老师含恨自杀,作家难抑悲痛,又必须拼命掩饰,只能将痛苦和悲伤倾注于弹奏钢琴奏鸣曲;特工戴着窃听耳机,在一大堆冷冰冰的监听机器面前,热泪盈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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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特工和作家,这一对窃听者和被窃听者,他们都不是天生打算成为英雄的人,仅仅想不受干扰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对于作家来说,他只想过一种安静的写作生活。他认为“人是听从于自己的良心的”,可是“本来是不能接受的事情,如今却变成司空见惯的”。而特工,对自身的思索和自我的疑虑与日俱增。他意识到了这个时代的荒谬和缺失,在最困难疑惑的时候他会常常反问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。他和他同样发现,在那样一个时代和社会,一切积极的光明的,都已经成为不可能。
  
  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。
  
  于是作家更加勇敢坚定地进行自己的事业,特工则藏起了原本要上交的报告,并竭力为作家暗中掩护,甚至转移证据。在内心最深处,特工开始为自己打开一个人性的释放空间,一种他不曾有过的情感出现了。

 这不是乔治·奥威尔笔下的1984,对于前东德人来说,它只是柏林墙倒塌前普通的一年。著名导演杰思卡被政府下令禁止创作已有七年,即使是艺术圈的朋友,也无法真正理解他被剥夺创作自由的痛苦。有一天,他突然自杀身亡,他的朋友,剧作家德雷曼一向对专制制度采取妥协态度,好友的死给他很大触动,悲伤中他弹奏了一首钢琴曲。
 
这首钢琴曲打动了另一个人,让他满眼热泪。德雷曼并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。他是STASI(前东德国家安全局)的特工威斯勒,此时正在德雷曼公寓的顶楼上执行窃听任务。
 
威斯勒和德雷曼是德国电影《窃听风暴》的主要角色,这部影片的另一个译名是《他人的生活》(THE
LIVES OF
OTHERS)。据统计STASI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十万正式工作人员和六十万非正式人员,也就是说,前东德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专职或兼职的安全局特工(这个数字统计已被质疑不准确-老万自注)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和威斯勒一样,对专职制度深信不疑,认为国家安全高于一切。威斯勒是个审讯和窃听专家,在文化部长的授命下对德雷曼的家进行窃听。他可以听到一切,艺术家和他的朋友们关于艺术和社会现实的讨论,艺术家和妻子间隐秘的对话,以及,更隐秘的东西。个人生活几乎是空白的威斯勒在窃听他人生活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。
流泪的情景是比较明显的迹象,真正的变化也许开始得更早。
后来,德雷曼为西德媒体撰写文章,披露东德的社会问题,威斯勒则申请独自执行窃听任务,暗中保护这位艺术家。威斯勒背叛了自己的工作和信仰,也为此付出代价。影片结尾,柏林墙倒塌的两年之后,剧作家给素未谋面的威斯勒一个温暖的惊喜,整部影片也给了观众一个温暖的惊喜。
 
《窃听风暴》是2006年最成功的德国电影,它在“德国奥斯卡”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十一项提名,并获得最佳影片,最佳编剧,最佳导演,最佳男主角,最佳男配角,最佳摄影,最佳美术设计等七个重要奖项,平了1999年《罗拉快跑》的记录。现在,人们已不再谈论它在各个电影节上获得的好评,只等着看它能否捧得金球和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。
 
这部风格成熟老练的影片是一位33岁导演的处女作。弗罗里安·亨克尔·范·多纳马克,一位有着文学、政治学、哲学和经济学教育背景的电影人,在《窃听风暴》之前,他只拍过一些短片。西方评论界一致认为,《窃听风暴》最成功的元素是范·多纳马克花四年时间调研撰写的剧本。他的剧本继承了德国戏剧结构严谨、节奏从容的传统,人物性格,故事情节和影片主题有条不紊地层层展开推进,逐渐显露出政治悬念片和人性剧情片的气质。
 
影片真实地营造出八十年代东德城市空荡、灰暗的视觉基调,画面风格是德国式的简洁,和谐,克制。摄影,配乐,剪辑等技术环节体现着一种毫无炫技之感的高水准,看片时你几乎感觉不到技巧的存在,只感受到这些技巧所达到的效果。
 
演员表演的成功也是《窃听风暴》的出色之处,特别是扮演威斯勒的乌里希·穆赫。这位来自前东德的演员对片中表现的历史深有体会,他在结婚多年后发现妻子竟然是STASI派来监视他的特工。影片中他的眼神和表情自始至终变化很少,但是表现出的内心活动却丰富细腻准确,就象精确计算过一样。
 
在德国,《窃听风暴》带来的影响超越了电影范畴,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也给予它极高评价。看《窃听风暴》,谈论《窃听风暴》,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。两德统一后的十几年里,STASI的所作所为从未被公开提及过,由于前东德公民对过往历史怀有复杂的情绪,凡是对前东德政权的批评都被认为伤及了他们的感情,因此,直到三年前才出现象《再见,列宁》这样的涉及前东德政治的影片。而《窃听风暴》让这个国家第一次集体面对这段历史。
 
美国专栏作家卢比·里奇认为,《窃听风暴》以复杂的角色引领观众深入到复杂的命题中,在感人的同时让观众思考,它给美国电影人好好上了一课,而这一点,影片导演那英年早逝的德国同胞法斯宾德也曾经做到过。
 
法斯宾德说过:“苦难也可以是美丽的,这听上去很难接受,只有当你挖掘得足够深时才能理解。”
苦难,美丽,深刻,这些,《窃听风暴》都做到了。而且,它把美丽留到了最后。

  他爱慕同情作家的妻子。他许久许久地在远处注视着她,他不顾危险地鼓励她指引她,当她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他急切地说,你不要死,打字机我已经藏起来了。——这是他唯一一次将感情完全不加克制和掩饰的流露。这一抹感情色彩使得全片更加动人,使特工的心灵轨迹更加清晰可信,他的所作所为更加有理可循,整个人物更加真实立体,有了强大的说服力。特工成功地保护了作家,自己却被降职,永无出头之日。他的眼神和表情自始至终变化甚少,用细微之处精准地表现出内心的汹涌波涛。柏林墙的倒下,更是彻底否定了特工之前的大半生,否定了曾经的信仰、荣誉、岁月……而他,只是怔怔地离开冰冷的座位,平静地,走出去。
  
  如此平静。虽然悲伤,虽然哀恸,却从容。当整个国家已经改观之时,作家依然是那个崇尚自由的上流人士,特工却成为一个落魄的、一无所有的老人,默默地拖着小车送信,一天一天,直至死去。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,望着影片结尾特工那个孤独苍老的身影潸然泪下。他为了帮助与他毫不相干的陌生人,就这样毁了自己的一生,而且没有回报。这是沉默的良知,忠其一生;这是人性中璀璨的光华,在这耀眼的光华下,余下的一切黑暗,一如灰烬。特工颤抖的手握着作家写给自己的那本书,说,这书送给我自己。这本书,犹如寒夜里的火烛,历经了无尽的蹉跎,依然闪烁,温暖却心酸。
  
  终于,不再孤独。
  
  更喜欢本片的另一个译名——《他人的生活》。
  他人的生活,却看到我流泪的双眼。
  法斯宾德说,苦难也可以是美丽的。也只有这样的美丽需要深刻才能理解。这美丽犹如布莱希特诗集中的
  那一首——
  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
  年轻、挺拔的树向上伸展着
  就像爱情一样茂盛生长
  我们头顶着美丽干净的天空
  一朵云慢慢移动着
  它是那样洁白无瑕
  而只要你从心底里相信
  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
  
  
  正如本片的灵魂,有着苦难、深刻,与美丽。并且,他们把美丽留到了最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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